诺克的一生极为注重隐私，几乎从不与他的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情况。他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父亲是一个炼钢工人兼美国圣公会牧师，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14～18岁时就读于圣斯蒂芬学院（现名巴德学院），在那里加入了西格玛阿尔法埃普西隆兄弟会。从学院毕业后，他曾有过短暂的职业棒球小联盟生涯，之后去了一所神学院进修，并在1887年被授予圣公会牧师的圣职。诺克在1900年娶了艾格尼斯·格拉宾为妻，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结婚后没几年就分居了。1909年诺克放弃圣职，改行成为了一名记者。
1914年，诺克加入了《国家》杂志，当时这本杂志拥护根据古典自由主义定义下的资本主义。诺克结识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政客和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甚至在1915年还受过布莱恩的特别指派远行欧洲，布莱恩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诺克和乔治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保持着友谊关系，其中的一位成了他在圣公会里的主教。不过，虽然毕生仰慕亨利·乔治，诺克却对这场声称政府对他的遗产拥有继承权的左倾主义运动常常持不同看法。更进一步，他深受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默的反集体主义著作影响，奥本海默最著名的作品《论国家》的英译本于1915年出版。以后诺克会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以奥本海默的思想为基础，认为对人类目的的追求可以被划分成两种形式：富有成效的经济手段，和寄生性的政治手段。
在1920到1924年间，诺克是《自由人》（英语：The Freeman#history）杂志的共同主编。起初他们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是把它作为宣传“单一税”运动的工具，运作资金由杂志的另一名编辑弗朗西斯·尼尔森（英语：Francis Neilson）富有的妻子赞助。当然诺克和尼尔森都不是单一税制信徒。后来诺克和尼尔森互相指责，随后分道扬镳。为这份杂志撰稿的有查尔斯·比尔德、伯特兰·罗素、托马斯·曼、刘易斯·芒福德、林肯·斯蒂芬斯、索尔斯坦·维布伦、威廉·亨利·张伯伦（英语：William Henry Chamberlin）、路易思·昂特梅耶（英语：Louis Untermeyer），和苏珊·拉福莱特（英语：Suzanne La Follette）[1]，苏珊是美国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的远亲，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
由于《自由人》杂志从未实现盈利，遂在1924年停刊，此后，诺克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也与随笔作家门肯成为了好友。他的后半生基本上都在纽约和布鲁塞尔度过。
在192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有钱人仰慕诺克，开始资助他的事业，这让他得以从事各种项目，包括了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足本书《杰弗逊》，一本简短描述托马斯·杰弗逊生平的小册子。在1932年的作品《论受教育的缺点和其他散文》和《美国教育理论》里，诺克对现代公立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1936年的文章“以赛亚的工作”[2]里，诺克表示自己的幻想彻底破灭，不再对改良当今的体制抱有任何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在《亚特兰大月刊》上。诺克相信没有可能说服大多数公众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该把中心放在培养他称为的“树不子”（源自圣经，意思是拯救未来的后代）上。根据诺克的说法，“树不子”们由一小群理解国家和社会本质的人构成，只有在当前这条危险道路彻底走不通的情况下，才会逐渐发挥影响力，而这一天可能会在很远的将来才会到来。诺克的“树不子哲学”是受到极度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影响，如这位社会评论家在1932年的一篇散文“为什么我们表现的不像人类”[3]里所表达的。诺克在他的《一个多余人的回忆录》里对自己的悲观态度丝毫不加掩饰：
（我的教育者们）并不是假装去相信每个人都会成材，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相反的事情，只有少数孩子才是可教育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把这看作为一个自然现象，就像只有很少人能长到六英尺高那样......他们接受这个事实，知道有一些思维层面和精神体验是造物主只对一些人开放而拒绝其他人。
在1941年，诺克在《亚特兰大月刊》上出版了一篇分为两部分的短文，题目为《美国犹太人的问题》。杂志的编辑们希望对最近发生在布鲁克林和其他地区的排犹骚乱做出回应，于是组织了这个由多名作者执笔的文章系列，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杂志“希望一个自由和坦率的辩论会减少现在非常危险的压力，我们也可以对其中涉及到的人类因素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诺克的观点是：犹太人是东方人，虽然被“智慧的西方人”所接纳，可是对“西方大众”来说是永远的陌生人；更进一步，大众“在面对一个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竞争时，更倾向于怨恨东方人”；美国大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绞刑艺术家”；而在研究犹太人历史的过程中，“一个人会震惊于其上层阶级运动里从未发生过迫害的事实”。大众的这种天生的敌意，他得出结论说，会被一个的政府用来寻找替罪羊，从而“在未来几年出现的经济失调里”分散公众的注意力。他认为“如果鄙人能保持家族的长寿纪录，鄙人就自认为有可能活着看到纽伦堡法案在这个国家的重演而且被积极的执行”，他断言这样一种集体迫害的结局“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会和我们在中世纪看到的同样骇人”。
这篇文章除了对排犹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外，本身也具有反犹倾向，于是打那以后，杂志就再也没有邀请过诺克撰写时评，诺克也在实际上结束了自己的社会评论家生涯。
在反驳对他的排犹指控方面，诺克回答说：“有人数年前问我，我是不是真的厌恶犹太人，我回答当然如此，却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我讨厌普通人。” [4][5]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隐士，这样的回答很符合诺克先生的性格。
1953年，就在诺克去世前的两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自传《一个多余人的回忆录》，这本书的标题就表达了诺克对社会的疏远和对当前的社会趋势不抱任何幻想。在这本自传出版后，诺克有时会去拜访大威廉·巴克利[6]，后者的儿子小威廉·F·巴克利在日后成为了一名知名的作家。
诺克在1945年死于白血病。